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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民生之本 繪就生活之美——新中國70年就業發展回眸

時間:[2019-09-23 ] 信息來源:人民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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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湖南長沙,大學生朱炳輝成功創辦智能機器人公司,不僅開創自己的事業,還招用20名大學生;山東濟南,市民張忠華在政府幫助下當上了一名廣場保安,解決了一家溫飽;廣東廣州,1800多名來自四川的農民工乘專列抵粵就業,奔向新生活……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,每時每刻每地,都在上演著就業的故事。

 
  就業穩則人心安,就業穩則信心足。
 
  堅持就業優先,鼓勵創業就業,新中國成立70年來,黨中央、國務院始終把就業工作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,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,億萬百姓有了賴以謀生的“飯碗”,生活越來越甜美,心勁兒越來越高。
 
  從1.8億到7.8億
 
  就業規模持續擴大
 
  “全球每年失業人口以220萬的趨勢增加,而中國卻在為世界新增就業機會”“中國就業名列世界首位!”……2017年,國際勞動組織、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紛紛點贊中國就業表現,“中國就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!”
 
  新中國成立70年來,我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就業發展之路:就業規模持續擴大,就業結構不斷優化,就業質量顯著提升,勞動力市場日趨完善……“70年來,我國保持了就業形勢長期穩定,有力支撐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。”人社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張瑩說。
 
  回眸70年,這是一份亮麗的就業答卷:
 
  ——億萬勞動者找到工作,開啟幸福生活的大門。
 
  1949年,全國就業人數只有1.8億人,2018年,增加到7.8億人,增幅達329.1%,高出同期全國總人口增幅1.7倍。
 
  “黨的十八大以來,連續6年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300萬人以上。”張瑩說。
 
  ——從一產到三產,就業結構完成從“金字塔形”到“倒金字塔形”的轉變。
 
  江蘇南京,27歲的袁建剛剛榮升為一家西餐廳的甜品主廚。“我家里人和西餐一點都不沾邊,爺爺種了一輩子地,爸爸在廠里打工。”高中畢業后,袁建拒絕與父親同行,一頭扎進了餐飲業。
 
  袁建家三代人的職業變遷正是中國就業結構變遷的縮影。
 
  1952年,絕大多數勞動者以農業為生,而后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,二、三產業就業人員迅速增加,到2011年,第三產業首次成為吸納就業人數最多的產業。2018年,我國一、二、三產從業人員占比分別為26.1%、27.6%和46.3%,逐步形成服務業占主導的現代就業模式。
 
  ——從農村到城市,城鄉就業格局發生歷史性轉變。
 
  “進城,那可是件大事兒”。新中國成立時,大多數勞動者都在鄉村就業,城鎮就業人員僅占8.5%。直至改革開放后,我國逐步放開制度的藩籬,釋放勞動力市場的活力,城鎮就業人員才迅速增加。2014年城鎮就業比重首次超越鄉村,達到50.9%。2018年,城鎮就業人員達4.3億人,占全國就業人員比重進一步提高到56.0%,較改革開放之初增加了32.3個百分點,平均每年提高0.8個百分點。
 
  ——工作生活更加平衡,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。
 
  1994年,結束單休制度,實行“大小禮拜”;1995年,全面施行“雙休制”;1999年,調整形成黃金周;2008年,出臺帶薪年休假制度……
 
  新中國剛成立時,我國全年法定休息日才59天,現如今實行每周雙休,再加上法定節假日和帶薪年休假,全年休息日可達120天以上。
 
  從鐵飯碗到造飯碗
 
  以創業帶動就業
 
  1978年12月18日,江惠群和她的24名姐妹第一次放下鋤頭,走進了“石巖公社上屋大隊熱線圈廠”,成為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“打工妹”。
 
  “當時用的是淘汰下來的舊機器,用腳踏、手搖生產電吹風里的電熱線圈。工作條件雖然艱苦,但不用再下地種田,工資還比種田的收入高3倍。”
 
  1980年12月21日,溫州姑娘章華妹拿到了中國第一張個體戶工商業營業執照,懵懂中偶然成為“中國個體戶第一人”。
 
  “當時大家還是羨慕在國企、集體企業工作的人,看不起做小買賣的,自己也感覺頭都抬不起來,但做了一段時間,發覺每天都有幾塊錢進賬,感覺特別高興!”
 
  1996年7月10日,盧燕奔波在鄭州的街頭,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跑面試,成為我國第一批自主擇業的大學生。
 
  “當年新政策出臺,我們這批畢業生回原籍可以‘包分配’,留在城市則要自己找工作,猶豫再三,我當時決定自己在鄭州找工作。雖然整整跑了20多家學校才找到工作,但我尤為自豪。”
 
  70年來,取消“大鍋飯”,打破“鐵飯碗”,從分配就業到雙向選擇,從千軍萬馬擠“獨木橋”到選擇到基層就業,從謀求穩定就業到在創業天地里自由奔跑,我國就業制度實現了由計劃經濟時代的“統包統配”向市場就業的跨越式發展。
 
  改革開放后,隨著生產力的極大釋放,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需求日益提升。“從勞動部門介紹就業、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結合的‘三結合’就業方針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‘勞動者自主擇業、市場調節就業、政府促進就業’的就業方針,我國勞動力市場不斷培育發展壯大。”張瑩說。
 
  黨的十八大以來,創新創業進入黃金時代。
 
  創業是更加積極的就業。黨的十八大以來,我國大力營造有利于創業的體制機制環境,創業熱潮噴薄而出。
 
  ——改革釋放活力,讓勞動者想創業。
 
  實施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,開展“多證合一”“證照分離”等市場主體準入改革,在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推動下,市場主體井噴式增長,2018年全國日均新設企業1.8萬戶,新業態、新模式蓬勃發展,新就業形態大量涌現。
 
  ——改革搭臺助力,讓勞動者能創業。
 
  創業資金雪中送炭,創業平臺鋪路搭橋,創業導師答疑解惑……目前,我國眾創空間數量達5500多家,科技企業孵化器超4000家,創業投資機構逾3500家,為“草根創業者”解決難題。
 
  從穩存量到擴增量
 
  著力化解結構性矛盾
 
  新中國成立初期,400萬失業人員需要解決就業問題。在那一階段,我國采取了失業救濟金、以工代賑、生產自救、轉業訓練等一系列措施,有力地推動了就業工作,對當時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。
 
  20世紀80年代初,為解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就業問題,黨中央、國務院提出實行“勞動部門介紹就業、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”,擴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就業渠道,廣開就業門路。
 
  90年代,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問題凸顯。我國明確建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、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條保障線,筑牢保障網,絕大多數先后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,按時領取基本生活費,成功地實現了企業富余人員分流的“軟著陸”。
 
  “正是由于我們重視并致力于解決就業問題,不僅為勞動人民解決了飯碗問題,而且使共和國一次又一次地渡過難關。” 中國就業促進會會長張小建說。
 
  當下,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,我國面臨更加復雜而艱巨的就業任務,城鎮就業壓力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同時出現,新成長勞動力就業與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,總量矛盾和結構矛盾并存。
 
  2018年年底以來,中央明確實施就業優先政策,并首次置于宏觀政策層面,一系列穩就業措施出臺:
 
  對經濟發展施加影響,使之更有利于擴大就業;對勞動者就業予以政策支持,調動其自主創業的積極性;對企業用人給予政策引導,使之愿意更多吸納就業;對困難群體加大政策扶持,幫助他們擺脫失業困境;對市場供求匹配施加影響,強化公共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;將失業治理防線提前,進行預防和調控;對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,使之與促進就業形成聯動……
 
  “總之就是要千方百計穩崗位,力保崗位不流失,想方設法擴就業,多方挖掘崗位。同時,加大職業技能培訓,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,破解就業結構性矛盾。”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說。
 
  堅持就業是民生之本、促進就業是安國之策。“就業優先不是一時之計,而是長久之計;不是說說而已,而是要堅持貫徹始終。”張小建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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